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中国华北及华东一些城市后，为了巩固已得地盘，作下一步进攻的准备，曾施放和平烟幕弹，妄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诱降活动。而中国居然也有些动摇分子准备上敌人的钩，汉奸卖国贼更穿插其间，散布抗战必败的悲观论调和种种谣言，意欲影响当时政府向日本帝国主义乞求和平。

　　开始，国民党政府首脑蒋介石、汪精卫等在求和问题上是一致的，因此，才有1937年冬季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的调停；但由于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甚高，同时因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的胜利而气焰嚣张，条件苛刻，蒋介石最终拒绝了陶德曼的调停。

　　汪精卫的卖国投敌，激起全国人民的谴责与愤慨，也引起蒋

　　介石的忌恨。蒋介石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也多次受命刺汪。汉奸们在人民怒火包围中惴惴不安，为了求得苟安、进行报复和镇压抗日群众，讨好其主子，在日本侵略者支持下，逐步建立和扩大了特务机构。

　　从汪伪特务机构建立过程中，也可以看到抗战初期，汉奸、投降派相互勾结利用的一个侧面。

　　李士群到了上海，赁屋居住在大西路云飞汽车行对面67号（今延安西路665号），这是一幢坐南朝北的小洋房。为选赁这样一幢房子，李士群煞费了一番苦心。

　　当时上海业已沦陷，但租界依然存在，仍在英、美、法帝国主义的统治下，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尚未直接侵入，汉奸们也不敢在租界公开活动。上海人民的反日情绪高涨，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也对汉奸分子采取暗杀等手段。而李士群来到上海，手里一支烂枪都没有。那时他纵然无力杀人，但如何苟全自己，不能不深思熟虑，细加斟酌。他辗转托人，才租到了这幢房子，李万分满意。这倒并不是由于这幢房子建筑新颖，装修考究，而是由于它的环境，正符合李的要求。这幢房子对面路北的云飞汽车行，有一条十几开间的围墙，是隐

　　上海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图为1937年9月，有人于上海附近城镇墙壁上书写抗日标语。（秦风老照片馆/供图）

　　藏不住人的；它的西邻，是谢筱初的家，自可毋需多加注意。使他最为惬意的，是他的东邻。它既非住家，也非商店或工厂，而是美国兵营。李士群知道蒋介石手下的特务，决不敢为杀一汉奸而去惊动美国人，自找没趣。因此，这个邻居，无异做了他的保镖。李士群不时向人自诩：“人家坐的保险汽车，我却住了保险房子”，足见他对这幢房子的满意了。但这毕竟还是他主观的想法，实际是否真能这样，自己也无法作出答案。为求保命，与重庆的（国

　　于是想通过人事关系，“军统”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它的前身是“复兴社”的特务处）发生一点微妙关系。这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驻上海的特派员是章正范，章是李士群在与丁默邨、唐惠民编《社会新闻》时的熟朋友。李知道章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汪曼云是幼年的拜把子弟兄，而汪则是上海大流氓杜月笙的“学生”，由于杜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也是拜把子弟兄，所以，军统在上海的特务活动，十分之九都与杜有关。汪也因杜的关系，与军统有一些接触，李就利用章的牵线，与汪曼云见了面。首次见面的地方，就是在大西路67号李士群这幢保险房子里。汪之愿意与李士群见面，也有自己的目的。因为这时上海的英、法两个租界，虽仍存在，但租界四周，毕竟业已沦陷，美、英、法等国对日本也有所顾忌。日本人要在租界里捉人，虽有一些规定的手续，但仍无异探囊取物，要抓谁就抓谁。所以国民党的一些留沪人员，虽把自己打扮得像敌后“抗敌工作者”模样，实则不仅一无斗志，且时时恐惧着怕给敌人抓去，想预先铺好一条通敌的路线，以备万一出了事，有一条后路可走，免得吃眼前亏。汪曼云就是这样想的。因而一经章正范从中牵线，便欣然从命去看李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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