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江青他是采取“避之则吉”的态度的，但可惜“避之”却仍“不吉”。“或许江青因见我不受笼络吧，她竟然叫人指使陈景润诬告我，说我某一个科学研究是窃取陈景润的研究成果，幸好陈景润很有骨气，他说华罗庚是我的老师，只有我向他请教，他怎会窃取我的研究成果?陈景润在‘四人帮’当道时期郁郁不得志，可能也与他这一拒绝作假证的事情有关。”

　　“在‘文革’期间，我曾被抄家，也曾受过红卫兵斗争。但比起其他高级知识分子，冲击还不算大。”华老说。

　　“笑话”则是，他在一九七三年间，在中国各地讲优选法，最多听众的一次，在武汉有六十万人听讲（通过广播）!“四人帮”竟然指责他讲统筹、优选是游山玩水。

　　不仅如此，在周总理关怀下，他讲的优选法拍成电影，张春桥看了电影说：“搞优选法电影，是引导青年走资产阶级道路。”姚文元更“妙”，他竟说“优选法不是科学”!

　　“张春桥懂得什么是优选法?姚文元的科学知识又有多少?他竟敢宣判优选法不是科学，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华老哈哈笑了起来。

　　好在这些荒唐的故事，荒唐的笑话，如今都是“俱往矣”了!但愿以后也不会再有。华罗庚教授现在的心情如何呢，我还是引他的一首小诗作答吧。

　　他说：“‘四人帮’打倒后，有人用曹操的诗鼓励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我深有所感，也胡乱写了几句：‘老骥耻伏枥，愿随千里驹。烈士重暮年，实干永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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