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年来，东西奔走，从飞机上一次又一次看沧海，看冰山，看大漠，看白色的云与蓝色的天空，也一次次想远古，想洪荒，想宇宙，想无色的时间与无垠的空间。看看想想，便觉得自己其实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尘埃。尘埃在广漠的大千世界中，无所谓有，也无所谓无。所谓有，是确实在历史的瞬间里存在过：所谓无，是因为一粒尘埃消失之后，宇宙并没有感觉，一切依旧，冰山还在，沧海还在，大漠还在，时间也照样向前伸延。想想这些，就觉得自己并不重要。

    想到自己并不重要，正是我这几年的一点长进。在过去的一段人生岁月里，难得想到这一点，偶而想到，也不敢正视。想得多的倒是立功、立德、立言等先贤的教导。觉得倘不能在战场上立功，在文坛上立言也是极重要的，虽不赞成一言可以兴邦可以丧邦，但也觉得自己的言论“关系重大”，自己这么认为，论敌也这么认为。于是，精神上总有一种卸不掉的沉重，对身外之物说放下却总是没有真正放下，原因大约就在于此。为了使自己更重要一些，也只好去作些无谓的忙碌与敷衍，甚至还要去理会狼似的噑叫，真浪费了不少珍贵的时间。有时还更荒谬，计较起人们是否把自己看得重要，于是闷闷不乐或郁郁寡欢，本不复杂的心怀也复杂起来，脑子里堵塞起许多古怪的无物之物，使文章的思路也不顺畅。

    这些年浪迹四方，才知道在国内许多赫赫有名的人物在国外几乎没有人认识也没有人关注，许多被我崇拜过的猛人，在西方的另一文化世界中，也不过是一颗沙粒。至于曾经威镇一时的无上重要的中国帝王将相，在地球的另一方，更是早已灰飞烟灭，与人们的记忆绝不相关。这也难怪，在美国人眼里，连现存的总统都不那么重要，讽刺调侃总统一番，也很平常。我接触到的西方学者与作家，也不像中国的学人与作家那么关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和反应。中国学人和作家把自己看得很重要的居多，因此，常常犯名声过敏症，在诗外下的功夫也太多。女作家太看重自己的也有，但似乎好一些，她们多数没有男作家那么浮躁，那么喜欢“破”他人和“止”自己，生活与写作的态度都从容一些，和缓一些。能写出来就写，写不出来也没有男士作家们那么焦虑。林黛玉、薛宝钗的诗词写得最好，正是她们天然地赢得一种写作的从容，不像世俗世界中汲汲于仕途经济的名利之徒。

     这几年，意识到自己并不那么重要，使自己轻松得很多。这种意识不仅帮助我从“中心”转向“边缘”，而且还从“边缘”转向“隙缝”，一切都很自然，绝没有甚么“委屈”。我发现有些朋友到国外后太痛苦，并不是衣食不足，而是没有完成从“中心”到“边缘”的转化，还想充当历史主角，也就是仍然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其实现代社会恰恰是没有历史主角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虽有个人自由，但并没有英雄效应。所以，如果还期望人们把自己当作“英雄”、当作“主角”，势必会很痛苦。幸而疗治这种痛苦也不难，只要不把自己看得太重要就行了。